支部，是每个中共党员、甚至每个中国人都十分熟悉的名词。它可以很“小”，3名党员即可成立，但无论人数多少，它都是党的战斗堡垒。那么，支部建设的起点在哪儿?答案是，1925年召开的中共四大。
《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》原件扫描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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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会议
中共四大纪念馆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公园内，是一座砖红色的方正建筑。从这里步行约700米，东宝兴路、宝源路交叉口的绿地中，中共四大遗址的纪念石碑静静矗立。96年前，那是一处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房屋，1932年毁于淞沪抗战中的日军炮火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多方寻访勘察下，1987年，上海明确虹口区东宝兴路二百五四弄二十八支弄八号为会议遗址。与中共一大一样，中共四大秘密进行。会场不在租界内，但离租界不远，方便随时撤离。1924年，中国共产党人十分忙碌。那年，工人运动逐渐恢复，农民运动日益兴起，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，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升温。但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暗流涌动，国民党排挤共产党人的倾向渐露端倪。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面临中国革命的复杂情况。当时，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，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须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。而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，中共与共产国际尚未取得共识。种种原因，让中共四大的召开显得十分关键。终于在1925年1月11日，20名中共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走进会场，中共四大举行。会议要总结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。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:中国革命的领导权，该由谁掌握?2
两个“第一次”
回望历史，中共四大意义深远。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两个第一次: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，第一次将支部明确为党的基本组织。这次大会为期12天，通过了14个文件。翻看文件，《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》这样写道:“我们党的基本组织，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”。同时，大会提出，尽力发展党的组织，力求深入群众。由此，中共四大通过的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》，将原来“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”，修改为“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”。那时，中国共产党成立还不到4年，而一些实践中得来、又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认识已在萌芽、生长。比如党的群众观，党对组织建设的重视。在中共四大纪念馆，参观者总能看到这样一组数据对比:中共一大召开时，全国党员50多人;中共二大、三大召开分别为195人、420人;而1927年4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时，党员人数激增至57967人。中共四大对党基本组织的规定，也充分体现了共产党的组织性、组织力。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称谓自中共四大起，由“委员长”改为“总书记”，地方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称“书记”;“从五到三”，支部的有关规定对党的阵地建设做了“一道大大的加法”，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蓬勃发展。3
战斗堡垒
距离中共四大92年，中共十九大召开，修改通过的最新党章中明确写道: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，担负直接教育党员、管理党员、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、宣传群众、凝聚群众、服务群众的职责。图片:观众在中共四大纪念馆参观
又过了一年，中共中央印发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(试行)》，并发出通知强调:重视党支部、善抓党支部，是党员领导干部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。当然，支部建设绝非停留在纸面上，百年实践中的不同阶段，也遇到不同的问题，有的甚至让人感慨，“真是难得很”——那是1927年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利的毛泽东一路在调查研究中思考，怎样才能保住这支革命武装?怎样才能把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，建设成党领导下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?毛泽东看出，关键在于加强军队中党组织的建设。在三湾村，毛泽东对部队进行整编:确定党的支部建在连上。后来，毛泽东在《井冈山的斗争》一文中说:“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，‘支部建在连上’是一个重要原因。”20世纪末，党的诞生地上海更加繁华，超大城市党建也面临新形势。从领导军队到引领非公有制经济，党的优良传统仍是制胜法宝。1999年6月，浦东新区潍坊新村街道辖区内的嘉兴大厦诞生了全国第一家跨行业、跨属地、跨所有制的联合党组织——中共嘉兴大厦联合支部委员会，8名来自不同企业的党员重新找到了“娘家”。这项创新之举，被形象地称为“支部建在楼上”，也是上海楼宇党建“星星之火”的起点之一。一直到今天，楼宇党建始终是上海基层党建的“金字招牌”。目前，上海约有商务楼宇1410幢，组建楼宇党组织约2700个。位于陆家嘴金融城的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，22层黄金位置的“空中花园”建有党群服务中心阵地，另有39个星罗棋布的党群服务站，凝聚着金融城9000多名党员，服务着众多白领员工。2020年初，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。无论是医院前线还是社区后方，无论是外防输入还是内防反弹，抗疫烽火线上，一个个党支部诠释着战斗力的含义和作用。追寻初心，许多抗疫临时党支部道出心声: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我们党在遇到困难时，支部都能发挥出战斗堡垒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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